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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荡者帕慕克与土耳其人的“呼愁”
作者:西安三星空调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发布日期:2018-04-10

“政变永远不是解决土耳其问题的办法。在我一生中,2008年12月六级真题,亲历了三场‘成功’的政变和四场‘失败’的政变,所有这些政变都使得土耳其的问题更严重,人民更不幸。”

7月18日凌晨,在土耳其政变发生两天后,享誉世界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发表了关于政变的一则简短声明。声明中,帕慕克对政变夺去许多人的生命表示遗憾,他和千百万土耳其人一样,也在试图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。

他并不讳言自己是正义与发展党(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任该党主席)的批评者——“我有很多的理由批评土耳其的这个执政党。”但他并非要为参与政变者辩护,相反,他对“反对党从一开始就批评这场政变并在公开声明中表态”感到欣慰,他强调土耳其的未来在于实现完全的民主,这也是他作品中不断探讨的话题。

作为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,帕慕克在世界文坛久负盛名。他始终关注着土耳其的文化与命运走向,其代表作《寂静的房子》《雪》《黑书》《我的名字叫红》《我脑袋里的怪东西》《伊斯坦布尔——一座城市的记忆》等,在中国大陆拥有广泛市场并深刻地影响了一批中国作家。他试图用文学对土耳其的宗教、政治、历史、文化和社会心理进行解读,并为东西文明的冲突找到出路。

文学家该如何介入政治

横跨欧亚大陆的土耳其,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中心,有过光荣而辉煌的历史。这片地域先后受希伯来、希腊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,是东西文化和军事冲突的核心地带。1923年,“国父”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,厉行“全盘西化”改革,实行政教分离,土耳其精英分子多数是这一世俗化的支持者。

近几十年来,土耳其“入欧”之路坎坷而漫长。凯末尔政府以来所追求的现代化、世俗化与的宗教保守主义、民族主义存在日益加深的矛盾,某种程度上,这次政变正是亨廷顿所言的“文明的冲突”。土耳其素有军人干政的传统,从1960年时任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杰马勒·古尔塞勒将军发动政变、推翻专制和反世俗化的曼德列斯政权至今,政变的魔咒一直未脱离这片土地。

帕慕克在文学作品中多次写到政变,并敢于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,因而屡屡遭到同胞的非议、起诉,甚至人身威胁。2002年11月,帕慕克的政治小说《雪》出版,这部小说写了一位多愁善感的土耳其诗人卡,他借着记者的身份到土耳其偏远小镇卡尔斯游逛,采访市政选举和伊斯兰少女事件(由于学校不允许披头巾进校而自杀)。卡尔斯陷入了军事政变的恐怖之中,现代与传统、政治与宗教……这些冲突把卡尔斯城的人们分为两极,整个小镇的氛围充满了压抑、愤怒、阴谋和暴力。

正是在《雪》出版的这一年,新的宗教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获胜,该党创建人、出身于贫穷穆斯林家庭的埃尔多安当选土耳其总理,令世俗化和宗教的矛盾再度激化。《雪》出版后,由于这部小说所引发的政教争议,土耳其举行了焚烧书籍的活动。甚至在2008年初,土耳其警方破袭极右黑帮埃尔盖内孔案,并起获针对帕慕克的行刺计划。

帕慕克对这些背后反映的冲突早已有着清醒的认识,他在散文集《别样的色彩》中写道:“一方面,有人要匆匆忙忙加入全球经济,另一方面,愤怒的民族主义将真正的民主和思想自由当作西方的发明物。”他致力于在东西方文明冲突中寻找出路。

帕慕克在之前写过,“欣赏伊斯坦布尔美景的最佳地点,既不在西岸,也不在东岸,而是在连接东西岸的博斯普鲁斯大桥上”,这曾被认为是他倡导东西方文化冲突融合的象征性表达。而实际情况是,这次政变发生时,连接欧亚大陆的两座大桥——穆罕默德二世大桥与博斯普鲁斯大桥的单边交通都被军队拦截,阻止车辆从亚洲区域进入欧洲区域。如今看来,倒像是一种悖反的寓言。

文学和政治的远近亲疏关系,2008年12月六级真题,古今中外都颇为微妙,它们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两方面,一是作家创作与政治有关的内容,二是文学为政治服务。正如历史上许多文学家被卷入政治漩涡中不能自渡,许多当代作家对待政治也是一种警惕和游离的态度,帕慕克也不例外。

早在1970年代,正是各种政治论争如火如荼的时候,刚上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的帕慕克,因为受到身边同学的影响,也兴致颇高。不过他很快对这些无休止的争论丧失了兴趣,开始转向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。即便在外人看来,帕慕克的作品在政治层面是高调的,但从其言论细小的缝隙中,可以看到他方寸间的进退。比如,他强调不能忽略政治小说作为小说的虚构性,还强调他的视角是文学的、而非政治或宗教的,甚至他在纽约告诉美联社的特稿作者娜哈尔·图西:“政治没有影响我的作品;不过,政治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,事实上,我在尽最大的努力,让作品远离政治。”

然而,文学与政治从来都是难以分割的。1980年,土耳其再次发生政变,成千上万的人被关进监狱。1985年,欧美戏剧界的两位大家阿瑟·米勒和哈罗德·品特来到伊斯坦布尔,为受迫害的土耳其作家及其家人提供帮助,帕慕克陪同他们目睹了许多因言获罪的作家及家属的悲惨遭遇。

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,他事后写道,“在此之前,我只是在政治世界的边缘,从来不想介入其中,除非是被迫而为。但是现在,当我听到那些令人窒息的故事时,负罪感让我介入政治,正如同踏实感也是让我介入政治的另一个因素。

帕慕克后来对政治的介入姿态,和他读书期间受西方的存在主义影响也密不可分。他在散文中不只一次提到加缪的《局外人》和《鼠疫》对自己和父亲的影响。“十年之后,我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,我事前可没想到事情会这样。”

他曾表示,难以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政治判断,“因为这很做作”。这种复杂对立的想法是绝大多数人的常态,而帕慕克竭力在小说中去呈现这种常态。

宗教门外的徘徊者

帕慕克在宗教上的观点亦是矛盾的,他对此毫不掩饰。

“国父”凯末尔认为,伊斯兰教是现代化的最大障碍,要将其清除出国家政治生活。但在大部分内陆地区,宗教仍然是农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,他们大部分人贫穷而且笃信宗教。

凯末尔的拥护者控制媒体,嘲笑戴头巾、拨念珠的守旧派,学校为共和国革命烈士举行典礼,这一系列的仪式,如帕慕克在《宗教》一文中所说,只是在不断地提醒,“这个国家属于我们,而不属于穷人信众”。

帕慕克家族这一有产阶层和实证派,富有,接受过良好的教育,是凯末尔西化的坚定支持者。帕慕克祖籍在切尔克西亚-黑海和高加索山脉之间的一个地区,19世纪末的俄土战争期间,家族移民至伊斯坦布尔,2008年12月六级真题,其祖父在那里念的土木工程系,这也直接影响了帕慕克家族的工程师传统。1930年代初,得益于当时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对铁路建设投入巨资,祖父修建铁路发了大财,进而开工厂,买下高档别墅。

在这个高度西化的家庭中,若有举止不当,会有这样规训的话语,“欧洲人可不这样”。对于宗教或者哪怕只是祷告的形式,都会被认为是落后愚昧和妨碍国家现代化的,这个家族有权利和责任去制止这些“迷信”活动。类似于约翰·费斯克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提出的“辨别力”与“区隔”,这些信念和信仰反过来又标识了阶级、文化和财富。这大约就是帕慕克家族所看重与精心维护的。

这种关于对立面宗教的弥合无缝的想象,在帕慕克第一次跟着家里的女佣进清真寺时发生了改变。年幼的帕慕克在那里被善待,每个人脸上充满阳光的笑容,他在角落里快乐地做游戏。“宗教或许属于穷人的领域,但我现在看见——与报上以及我的共和国家庭所丑化的对象恰恰相反——信教的人是无害的。”这种对于宗教的态度,2008年12月六级真题,已经不是简单的二元化。幼年的帕慕克在表达好感的同时,也在自己所处的阶级中惊醒,这种善良和纯洁要付出代价,土耳其现代化和西化的梦想因而更难以达到。

某种程度而言,财富取决于一种现代化的眼光,随着民主的开化和经济的发展,一些固守的观念在一点点发生变化。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,有钱的乡下人开始涌入城市,并且逐步和西化的中产阶级在财富上形成抗衡之势,帕慕克写到自己的父亲和伯父在生意上惨败,并表达了整个家族的困惑,“如果教育让我们有资格享有特权,那么该如何解释这些虔诚的暴发户呢?”

帕慕克对宗教的复杂态度,还表现在他认为宗教的本质是内疚,这和他的成长过程密不可分。“小时候因为对不时出现在我想象中的白头巾女士不够敬畏,且不够信仰,而使我感到内疚,跟信仰她的人保持距离,也使我内疚。”帕慕克的恐惧不是来源于神,而是来源于那些过度信仰神的人。不是神本身,而是信奉者的狂热。他担心因为自己和他们不一样而带来灾难。

随着近些年伊斯兰势力的复兴,西化的努力不断受挫,土耳其在了向东还是向西的十字路口。现代化的梦和帝国梦似都遥不可及。他开始反思,现代化的强烈欲望相当于抹去过往,将会对文化产生缩减矮化的效应。

游荡的帕慕克也始终徘徊在十字路口。包裹在悬疑、谋杀等外衣下的小说《我的名字叫红》中,2008年12月六级真题,主人公黑一回到伊斯坦布尔就卷入了一场阴谋暗杀和爱情纠葛。除了对存在意义和信仰的探讨外,帕慕克借细密画中那棵树的口吻微言大义地道出:“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,而想成为它的意义。”帕慕克通过东方的细密画和西方的透视画这两种艺术,去反思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。

忧伤与荣耀的“呼愁”

在某种程度上,这种犹疑、徘徊和矛盾的精神态度,似乎可以引出另一个土耳其味十足的词“呼愁”(hüzün),它是帕慕克在作品中反复提到的一个词,却如日本的“物哀”一样难以翻译。借着“呼愁”,可以一窥土耳其的往昔历史与现代走向。

帕慕克的祖父在52岁时去世,其后,他的父亲和伯父又遭遇一连串的生意失败,2008年12月六级真题,加上财产争夺的裂隙,家族日渐衰落,年幼的帕慕克体会到欢乐背后可怖的责难和旧账。

1974年,帕慕克创作的第一篇小说《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》,就是以自己的家族为原型。他花了很多时间去阅读文献和资料,以1930年代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为背景,同时囊括进20世纪土耳其风云变幻的历史,写了土耳其三代人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典型性格。祖父辈发了大财,父辈耽于幻想不切实际,败光家产,孙辈成为了画家。不难看到,帕慕克在此受到西方家族小说的影响,同时暴露出帕慕克在文学上的雄心。

另一方面,由于夫妻感情不和,帕慕克的父亲抓住一切机会待在外面,而母亲心怀不满和愤懑,鼓励两个儿子从小展开竞争,争夺母爱,以获得虚幻的乖僻的安慰。在《兄弟之争》一文中,帕慕克写道,小时候和哥哥没完没了地打架,哪怕被打得鼻青脸肿,也没有任何人干预,自然包括母亲。上小学后的帕慕克失望地发觉,无论自己多么努力,他在学习上永远比不上哥哥谢夫盖。帕慕克的小说里总是出现孪生兄弟的影子,帕慕克在一篇散文中说,他小说里,名字叫“谢夫盖”的都不是什么好角色,即是来源于小时候的这种情感。

1972年,父母离异给了帕慕克不小的打击,哥哥从耶鲁大学毕业后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,相比之下,对所学的建筑系不感兴趣甚至开始自暴自弃的帕慕克,又一次相形见绌。父亲搬出家去,帕慕克和母亲独处的日子也并不愉快,励志要成为大作家的他,得不到母亲的认可。

帕慕克最早感受到的“呼愁”背后,大约是眼睁睁看着家族在时代中没落,以及亲历家庭生活的不完满。同时,过去一两百年来,“呼愁”有着苏菲传统,占据伊斯坦布尔文化、诗歌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核心,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观念,有点类似于荣格提出的“集体无意识”。

在《伊斯坦布尔》一书中,帕慕克写道,“奥斯曼帝国瓦解后,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。我出生的城市,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,从不曾如此贫穷、破败、孤立。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,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。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,而是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。”

这种“帝国斜阳的忧伤”是一种笼罩于个体头上的集体情绪,根据帕慕克的描述,“呼愁”是一种混乱、朦胧的忧伤状态,心灵深处的失落。具体而言,有世俗失败、疲沓懈怠和心灵的煎熬等,帕慕克所说的个人经验是,“我的起始点是一个小孩透过布满水汽的窗户看外面所感受到的情绪……‘呼愁’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,而是数百万人所共有的阴暗的情愫。”这种情绪是整个社群所共同承担又能映照出自身的,2008年12月六级真题,像薄膜一样笼罩着整个城市的一切。

人们在拜占庭帝国崩溃后的废墟之上生活,它们不像西方博物馆里所骄傲地保存的光辉的遗迹,而只是一派生活图景。不断地建新的建筑,对历史无知和遗忘,然而“呼愁”让他们对失去感到痛苦,又不断地以新的方式去创造以表达这种贫困。“呼愁”不是导向消极,而是一种自愿承载的、乐天知命的、和谐谦卑的、甜蜜的忧伤,它有效地遮蔽现实,带来安慰。“它让伊斯坦布尔人不把挫败与贫穷看作历史终点,而是在他们出生前便已选定的光荣起点。”

与此类似,帕慕克不无痛心和忧虑地写道,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就是火灾与废墟的历史。帕慕克热衷去描绘的日常生活景象,那些杂乱的坍塌成瓦砾的建筑物,被碎石挤压变形的汽车,断壁残垣,倒塌的电线杆,宣礼塔,满是水泥碎片、碎玻璃、电话、电线的街道等,这些似乎也成了文化的一部分,以残败的废墟的形式向土耳其人民昭示着往昔的历史。可是,在日复一日的遗忘中,废墟变成了历史想象本身。这种麻痹心态是帕慕克所担忧的,甚而是有些愤怒的。

这种“呼愁”,也让帕慕克不只一次在博斯普鲁斯大桥上思考,他为什么离不开这座城市?“那是因为,不生活在伊斯坦布尔,我想不到生活是什么模样。”

因此,《雪》中的主人公卡,2008年12月六级真题,作为政治犯流亡德国12年又重归故都伊斯坦布尔,重新凝视这个曾经熟悉的地方;《我的名字叫红》中,离家12年的青年黑也回到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……

游荡者帕慕克,终究要在故乡寻找故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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